无用是否一定免于祸患?天下之物以无用而速祸者不乏其例，盖缘材与不材、有用无用都 是人从自身需要出发对物对人的一种衡定。需要因人因时、因地因世而异，对于人、物的材与不材、 有用无用的衡定各各不同。“在一时一地一事无用……在异时异地异事则可以有用”，无用于甲 者或为乙者所用，向者之不材或成异日之大材。同为不材，《人间世》中的大木以其 无用而存，《山木》中的雁以其不材而亡；同为材，《山木》中的文木以其合乎材用而天于斧斤，雁 则以其合乎材用而见存。看来人的有限心智无法料测何时当处乎“材”来避害，何时当处乎无用以 远祸，专于材与不材、有用与无用俱不免于系累。原因在于材与不材对举而成，有用与无用相待而 起，俱涉形迹，均未造乎至极。处乎“材与不材之间”(《山木》)可否双遣材与不材之累呢?庄子 以为不然。“材与不材之间”貌似超越了材与不材的对峙，实则泥于“之间”，犹是执此“之间”以 与材、不材相对待。可见无论材与不材以及二者“之间”总落人彼此对待之中，总受制于其所待， 俱非绝对的全身之地，不能实现闲放不拘的无待逍遥。 于是，庄子超越有用与无用、材与不材及其“之间”的分别，使生命不至以其有用而遭损毁， 不可因其无用而被伤害，世人“既不得以无材而弃我，而又不得以有材忌我” ，由此达到绝对的无用之境，因应人情世事的莫测变 化。这种绝对的无用之境体现为“乘道德而浮游”(《山木》)。乘道德即顺自然 ，顺乎物之自然性，也顺乎自己的自然性，遨游于“万物之祖” 的大道之中。道体虚无，不涉两端，亦非中央。游于大道，既不专于材，又不专于不材，也不专于材 与不材“之间”，这样虚以应物，与时消息，泛然不系，不为物累。俗情对此无法作出材与不材以及 材与不材“之间”的任何衡定，先前材与不材、有用无用可能招致的一切祸患皆不能加。既不会如 大瓠以无用而遭剖击，也不会如栎社树因无用而让人叹美，如此世人“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 不可得而贵，不可得而贱”。相形之下，栎社树、支离疏等藏身于无用，而此则 藏身于大道。材与不材、有用无用之迹俱化，因而较之前者更进一层。这种置身绝对的无用之境、遨 游于大道的生命才真正消解了任何对待关系，消除了任何世患，俯仰自得于天地之间，回到自身独特 的存在之中。